黄河历史文化简介(黄河文化内涵)

黄河历史文化介绍(黄河文化内涵)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黄河流域灿烂的新石器文化到“民族国家”文明的诞生，再到作为文化基因的正统观念和“大一统”观念的形成，再到礼乐文明和理性人文基因的培育，再到“自由”中华民族的形成，这五个方面充分展示了黄河文化的丰富内涵和历史意义。

辉煌的新石器文化

中国早期文明诞生于——年的黄河和长江两大流域。就黄河流域而言，20世纪60年代以前，国际学术界将中华文明称为“黄河文明”，与埃及的尼罗河文明、西亚的两河流域、印度的印度河文明并称为世界四大文明。20世纪70年代以来，长江流域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迹日益丰富，日本学者伊藤道次撰文称，中华文明应称为“河江文明”，其中“江”是黄河，“河”指长江。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苏提出了中国早期文明的“满天星斗”理论。但由于黄河流域早期文明是与夏商周文明联系在一起的，所以黄河文明的重心在“星空”中一直没有动摇。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研究文明起源的主流范式之一是将聚落考古与社会形态相结合，用聚落形态的演变来标志社会复杂化的进程。在此期间，中华文明的起源路径也被概括为“聚落形态的三次演变”:从大致平等的农耕聚落形态，到有不平等和初步社会分层的中心聚落形态，再到都市国家的“全民族”形态。

作为这三个阶段、三种形态的聚落考古遗址，在黄河流域上、中、下游都有发现。比如作为著名的大致相等的农耕聚落形态遗址，有黄河上游的甘肃秦安大地湾一、二遗址；黄河中游有陕西宝鸡北首岭、临潼姜寨、xi安半坡、河南新郑裴李岗、濮阳西水坡、河北武安磁山等遗址。黄河下游有山东滕州北辛、兖州王印等遗址。黄河上游包括甘肃秦安大地湾第四遗址、临洮马家窑、天水赵石村和青海乐都刘湾，是不平等中心聚落形态中的著名遗址。黄河中游包括河南省单县庙底沟、灵宝西坡村、郑州大河村、郑州西山遗址等。黄河下游包括山东省泰安市大汶口、陵阳河、莒县、大竹村等地。作为“万邦”时代都城的国家形态，陕西黄河中上游有神木世茂，山西襄汾有陶寺遗址，河南登封有王成刚，新密有古城村。黄河下游的山东章丘市子牙、邹平丁公、日照、药王城等遗址。这些遗址向我们展示了文明起源的真实图景，展示了早期黄河文明的物化形态。

宗主国的最早文明

对于从原始社会到文明社会和国家的“三段式”演变，我们可以找到相应的文献来进一步丰富它们。其中，历史上称为“诸民族”或“诸民族”的材料，非常恰当地说明了中国最早的文明社会及其民族形态和结构。《先秦文献》《尚书尧典》说，尧执政时，“万国和合，时移民和”。103010哀公七年曰：“禹与诸侯于土山，万国持玉帛。”103010说：“禹在位的时候，天下各国都有，唯独唐朝有三千多个国家。”虽然甲骨文和金文中的“砰”字不同

“万国时代”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万邦时代”是指姚、时代所指的上表《左传》和《吕氏春秋用民》。广义的“万邦时代”相当于5000-4000年前的“广龙山时代”(狭义的龙山时代是指以海岱龙山文化为代表的时代，即4600-4000年前)，也略相当于五帝时代。这里之所以用“略相当”，是因为五帝一般指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作为五帝时代的开端，黄帝时期是向文明社会和国家的过渡时期；而颛顼、尧舜、禹前期，则应属于历史上称为“万邦”的国家文明形态。“所有国家”(“所有民族”)只是极其众多。在“万邦”中，既有一批社会发展水平已经达到初始状态的政治实体，也有不少仍处于氏族部落或酋长领地的政治实体。但由于事物的性质总是由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所以我们用“万邦时代”来指代中国最早的民族社会时期，其概念是明确的。当时，一方面，黄河中下游的格局是满州；另一方面，在中原形成了强大的尧、舜、禹民族联盟。因此，尧、舜、禹都具有双重身份：既是自己国家的君主，又是联盟的领袖。

“万邦时代”的格局与考古发现基本一致。一方面，这个时代诞生的文明是多元的，黄河流域发现了许多国家文明的都城遗址，如陕西神木世茂、山西襄汾陶寺庙、河南登封王成刚、新密古城村、山东章丘城子崖、邹平丁公、日照药王城等。另一方面，众多部落从四面八方聚集中原，经过战乱与和平共处的碰撞，尧、舜、禹结成国家联盟。这个联盟使黄河流域在多元文明的基础上，又多了一个以联盟首领所在地为核心的政治中心。这个政治中心构成了一个霸权，成为夏朝的前身。

“大一统”观念的形成

正统的中原观是中国历史上的传统观念。中原正统观始于夏朝，夏商周以后奠定了基础。据历史地理考证，夏朝、商朝、周朝的国王都在黄河中游。103010云：“殷因，得失可知；周因而损益，可见一斑。”可见夏商周的制度都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由于夏、商、周三王都在中原，

所以中原正统观代代相袭，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种传统。

“大一统”是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它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密不可分。“大一统”主要是指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融合，它可细分为：国土一统、政令一统、文化和谐向心、民族团结凝聚。学界一般认为中国历史上真正“大一统”国家始于秦朝，但是夏商西周多元一体的复合制王朝国家结构却是另一种层次上的“一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诗经·小雅·北山》所说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关于“大一统”思想观念的源流，笔者曾提出，从尧舜禹经三代再到秦汉，伴随着国家形态和结构的变化，先后经历了三种背景指向的“大一统”观念。即与尧舜禹时代族邦联盟机制相适应的带有“联盟一体”色彩的“天下一统”观念；与夏商周“复合制王朝国家”相适应的“大一统”思想观念；与秦汉以后郡县制的中央集权的帝制国家形态相适应的“大一统”思想观念。这三种背景指向、三个层次的“大一统”思想观念，是历史发展的三个阶段的标识。在我国历史上，“大一统”的思想观念对维护国家统一和稳定一直发挥着深远而积极的影响，而建都在黄河中游地区的夏商周三代和汉唐王朝，是为其奠基的两个重要阶段。

礼乐文明与理性人文基因的形成

自古以来，中国就被称为“礼乐之邦”。中国的礼乐文明从龙山时代发端，到夏商周奠定了基础。通过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和山东龙山文化的一些重要遗址出土的陶礼器和玉礼器，我们看到了龙山时代（也即五帝时代）“礼”趋于制度化的情形。到了夏商周三代，成套的礼器为礼制的物化形式，礼制逐渐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

西周礼乐是理性主导得到升华的礼乐文明，它根植于黄河文化之中。历史文献说周公的贡献之一就是“制礼作乐”。笔者认为，周公所制之礼有两个方面的变革：一是对商礼的改造，把商人对上帝和周人对天的崇敬纳入礼制的框架，提出了敬天保民的理念，并由此把商代注重“人神关系之礼”改造为周代注重“人际关系之礼”；二是把礼制与德治相结合，推行德的制度化建设，实现了天命与德治、天命与民意相结合的辩证统一。

“自在”中华民族的形成

费孝通曾把中华民族的形成划分为“自在民族”和“自觉民族”两个阶段，古代属于“自在”阶段，近代以来进入了“自觉”阶段。笔者认为，民族类型与国家形态结合结构有对应关系。从秦汉开始，国家形态结构变为“中央郡县制”，大一统的封建王朝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大一统王朝内，有两个层次的民族：一个层次是作为主体民族的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另一个层次是包括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在内的“正在形成中”的中华民族，相当于费孝通所说的作为“自在民族”的中华民族。作为“自在”的中华民族的出现是从秦汉开始的，这是一种由中央一元化统辖的“郡县制”结构。2000多年来，这样的国家结构本身使“大一统”国家至今具有高度稳定性，并使国家认同与中华民族的凝聚具有一体两面的关系。

中华民族的形成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联系在一起。费孝通提出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多元是指中华民族由56个民族构成，一体是说中华民族在整体上是一体的。笔者认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的一体性，也体现为“大一统”国家是一体的，“中央郡县制”的国家结构保证了中华民族的一体性。因此，在历史上，中华民族的凝聚就与国家认同密不可分。从秦汉到唐宋，这种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国都就建在黄河中游地区。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国都，既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凝聚中华民族向心力的同心圆圆心。由此我们说，黄河流域，尤其是黄河中游地区以其国都的地位而成为凝聚中华民族向心力所在地，在这个意义上，黄河文化也成为中华民族的根和魂。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黄河流域灿烂的新石器文化，到“邦国”文明的诞生，到作为文化基因的正统观和“大一统”观念的形成，到礼乐文明与理性人文基因的...